第八百八十九章 混乱时时代,混乱的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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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们坐到了一起。讨论的事情自然也不会是那些鸡毛蒜皮,而是跟国家经济密切相关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有人提起了最近工商总局提出的一些政策等,之前国家工商总局突然出台了一个政策,宣布国有企业如果要做广告,其投放金额必须控制在企业销售收入税前比例的百分之二。这条禁令据称是为了防止国有企业乱投广告,浪费国家财产。
最近这两年间,中国消费品市场的广告巨星是东北一家叫哈药集团的国有药厂。在去年之前它还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中型药厂,其总资产不过一亿元,每年的科研开发费用也从没有超过两百五十万元。
可是从去年开始,它突然实施广告轰炸战略,去年砸下七亿元,今年的头五个月的广告预算已经超过了六亿元,一举成为中国第一广告大户。哈药的知名度和销售额也急剧上升,在它的示范效应下,各地的国有药厂、电器厂也纷纷打起了广告战,央视和各地方媒体的广告收入大幅度攀升,大家都乐得合不拢嘴巴。
广告限额令一下,企业顿时乱作一团不说,媒体方面更是怨声载道。工商局只好再做补充条款,宣布制药、食品、日化和家电企业这些最有广告投放冲动的行业可以把广告投放比例提高到百分之八。
但是就算是百分之八,那也没有多少钱。依然满足不了想要通过广告来获得疗效的制药商们的野心,也满足不了其他企业想要快速进入本行业市场的要求。很快,这条限额令就再也没有人去提了。
比广告限额更荒唐的政策当然还有,为了防止国有药店互相竞争抢生意,一些地方的药监部门专门出台了一项政策,规定500米范围内不准开设第二家零售药店,北京大学又为教授哭笑不得地提问说,政府怎么保证得了500米以上就是合理布局?它就是50米内开5家店,是赚是赔自有药店经营者自己担受后果,何须要政府劳神呢?
尽管他的设问很有力,不过还是有人提出了反诘,说如果那些国有药店亏损了,还不是要政府来给它们擦屁股?
这两个问题,又把延续了二十多年的矛盾扯到了体制上。
药监部门的这种监管思路看上去很可笑,然而,其内在的逻辑却十分清晰,那就是要防止垄断或半垄断行业内,国有企业之间的互相砍杀,对管制者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竞争的结果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最优的状态当然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发生在航空业的故事就很有典型性,自九十年代以来,各地建航空公司的热情大涨,先后冒出来大大小小三十多家国有航空公司,成为全球航空公司数目最多的国家。
这些公司为了抢夺客源。纷纷开展打折竞销,仅仅在一九九八年一年,各大航空公司共让利了五十多亿元,到去年的年初,全行业陷入亏损,民航总局终于忍无可忍,它以竞相打折的做法导致巨额国有资产流失,必须要制止为理由,在去年二月下达禁折令,严令各公司一律不得再打折。
此令一出自然是舆论哗然,纷纷指责民航总局置行业利益于消费者之上,靠行政手腕干扰市场竞争。不过,禁折令的成效却立竿见影,仅半年后,民航总局就宣布全行业六个月实现扭亏,累计实现盈利二点六亿元,同比减亏近五亿元,也就是说,靠不打折挽回了七亿元的国有资产。
可是,禁折令无法改变航空业已然出现的竞争格局。
没过多久,各航空公司为了抢生意把明折变成暗折。渐渐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民航总局三令五申却挡不住商业规律的步伐,到今年前两个月,全行业又报出二十多亿元的亏损。
就在国有航空公司内战不止的同时,一些民营业主已经悄悄进来了。上海的春秋国旅是一家从事旅游业务的私人公司,从一九九四年起它就进入了这个行业,飞行员出身的董事长从一九九七年开始进入航空包机业务,他依仗自己有旅行团的业务资源,大胆包下一些中小航空公司的飞机,其票价当然大大低于同航线的国有公司。
为了规避禁折政策,他们有意模糊价格,把旅客的导游费、住宿费和飞机票等费用都打包在一起。主管当局尽管非常的气恼,却对他无计可施。后来他承认说,其实他们的内部定价是非常低的,比如上海到厦门的机票价就比火车硬卧票价还要低。
比起因循守旧的航空业,电信业的反垄断倒是走到了前头。
正所谓专制带来效率,垄断产生效益。其实从一开始,人们就对垄断行业的暴利现象提出了质疑。最早成为靶子的是跟每户家庭有关的电信公司。
去年,中国电信实现收入两千两百九十五亿元,年度增长百分之二十五。有专家对电信的收费制度提出了疑问。根据当时电信收费的规定,消费者拨打电话,不足三分钟的都要按三分钟来交费,有人计算了一下,电信公司每年因此多收的费用高达两百六十多亿元。
在舆论的压力下,电信部门召开了一次资费听证会,中央电视台专门进行了拍摄播出。在媒体记者咄咄逼人的提问下,电信官员不耐烦地回答说,实在没有精力向大家解释调整详情。
这话显然很让人伤心,而且气氛。包括媒体在内都是对电信部门的官僚作风大家抨击,可惜的是他们的脸皮很厚,完全不在乎这个。
这年三月,浙江大学一百零七位教授联名致信政府和媒体,对电信公司的另一个收费制度,计时收费从对方接听电话开始这一条提出投诉。
联名信的发起人说,有很多打通但没人接听的电话,都是自己挂断的,却被电信局收了费。他们提供了厚厚一叠话费清单,在一张共有五十次长途通话记录的清单上,短于三十秒的通话情况共出现五次。还有一页明细单,二十三个电话中超短时长话出现了十次。
细心的教授们还专门做了一个测试,他们拨打了多次振铃但其实并未接通的长途电话,结果在电信局打印的长话明细单上都被收了费。
简单算了一笔账,杭州当时有两百多万电话用户,按每月打一次这种没有接听的长话计算,被收取的振铃费便达一百二十万元,一年就是一千多万元。
教授们希望,对那些不明不白多付的钱要给个说法。
杭州电信局总算是稍微进步一些,派人跟教授代表进行了对话。
面对自己当年的老师,电信局负责人给出的解释是,造成超短时收费,有可能是对方线路上有传真机、录音电话、服务器等。也可能对方手滑,电话刚拿起来就掉了,杭州电信肯定没有问题。
这样的对话当然是不欢而散,一位教授嘲讽说,我们这些人中有计算机专家、自动控制专家,也有通信系统专家,为什么学生给出的答案不是我们教给他们的呢?
资费调整和振铃新闻都热闹一时,最后还是不了了之。电信公司的价格松动最后还是要依靠市场竞争来推动的。
为了扶持日渐衰落的铁路交通部门,国务院批准铁道部成立中国铁道通信信息有限责任公司,特许它开展固定电话通信业务。
铁通一成立,开门第一招就是宣布电话的初装费为六百元。
在过去的几年里。电话初装费一直是电信公司利润最稳定和丰厚的一块,在消费者的多年呼吁下,这笔费用从五千五百元降到了一千两百五十元,却再不肯往下降。
这次铁通冲了进来,战略自然要调整,中国电信迅速做出反应,宣布取消初装费。铁通想从垄断之碗中大抢一把的算盘落了空,反倒意外给了全中国的消费者以实惠。
“垄断行业终究是要败退下去的,没有竞争力的企业终究是要破产的,就像是国内的电信行业,如果没有垄断的话,肯定竞争不过民营企业。”王栩筠说道。
s俱乐部的主攻方向就是it业,包括了计算机软硬件两部分,还有一部分通信产品,因此王栩筠对于这一块儿的情况非常了解,尤其是对于国内电信行业的情况更是怨言颇多。
在以往的经历当中,由于电信部门的原因而造成了很多次的计算机网络故障,一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用户总是要给电脑供货商打电话,询问这是怎么回事儿?
“我们没有少为他们背黑锅。”王栩筠有些无可奈何地说道,“在我们的光纤网络覆盖不到的地方,大部分用户还是在使用拨号上网,因此一遇到麻烦,在给电信部门打电话要求解决的时候,他们总是第一时间将责任推给了我们,说是计算机故障导致无法上网,事实上十有八九都是他们的网络出了岔子。”
众人都点了点头,事实上垄断的祸害是很大的,看上去似乎政府从中赚到了钱,但是这种赚钱不是由于具备了行业竞争力而造成的,而是以牺牲普通消费者也就是老百姓们的利益而换取的,这是很悲哀的。
从房子、医疗教育再到通信电信等领域,老百姓都骂娘,都说太贵,这就是供给不足造成价格过高,那么说明需求旺盛得很,为何不见资本进来。是因为政府不让进来。
面对不确定的未来,老百姓不敢花钱,资本不敢随便投入,那政府来替老百姓花钱管用吗?管用,但就是一时。
而对此,范无病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从一九九八年的金融风暴阴影中走出来,主要是靠住房改革引发地产投资,另外一个就是加入wto的预期引发了外部需求的膨胀。
但是如果想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就只有打破行业管制,让民间资本进入医疗、教育、通信、铁路、文化、娱乐乃至金融等领域。
“事实上,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原动力无不是打破行业垄断的制度改革,让人、财、物等各项生产要素在各个部门充分流动,最后才有今日的成就。”范无病对众人说道,“可就是在今年以来,我们观察到的迹象,不是行业开放度越来越高,而是行业准入门槛越来越高。很多行业不是民进国退,而是国进民退。比如像钢铁一些行业,为了追求所谓集中度,不惜靠行政手段打压民营资本,靠拉郎配的行政手法来进行企业组合。各大部委也乐于搞所谓产业组合,以产业升级名义行干预市场之实。经济系统的资源配置效率实际上有所后退。”
见众人听得都很认真,范无病就加重了语气说道,“不开放行业准入门槛,不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不打破政府行业垄断,中国经济是没有前途的!不过这些改起来,得罪的人太多,不如先烧钱刺激经济更便利一些,反正现在我们储蓄率高,有钱可烧,制度改革都是长期的事情,而在这长期里面,我们这些人早就都死掉了!”
众人顿时都哄然大笑,纷纷说范总说的话固然是听起来很有道理的,不过危言耸听的本事也是一流,蛊惑人心的本事更高,若是去当个邪教教主的话,估计要比圈圈功什么的教主更难对付,至于什么日本的麻原札幌什么的,那就是渣了。
事实上,范无病认为,经济学中垄断只是产权经营中的一种选择,它与政治中的垄断,也就是使用暴力政治手段消除竞争者,是不一样的。
在没有行政干预的情况下,垄断只是产权经营的一种选择,不一定是好的选择,也不一定是坏的选择,也就是一种合法的选择而已,比如说像微软的垄断,完全就是市场的选择,事实上没有第二家公司可以与之竞争。
而行政干预下的垄断,就像是国内的电信或者航空业的垄断,实际上就是利用行政投入的成本,向消费者供应价高质次的产品或服务,而且这种行政成本还是纳税人自已负担的,对于特权就是产权的利益者来说,这是再理想不过了。
也就是说,虽然现在的垄断可以让国企苟延残喘,但是他所损害的,却是全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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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们坐到了一起。讨论的事情自然也不会是那些鸡毛蒜皮,而是跟国家经济密切相关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有人提起了最近工商总局提出的一些政策等,之前国家工商总局突然出台了一个政策,宣布国有企业如果要做广告,其投放金额必须控制在企业销售收入税前比例的百分之二。这条禁令据称是为了防止国有企业乱投广告,浪费国家财产。
最近这两年间,中国消费品市场的广告巨星是东北一家叫哈药集团的国有药厂。在去年之前它还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中型药厂,其总资产不过一亿元,每年的科研开发费用也从没有超过两百五十万元。
可是从去年开始,它突然实施广告轰炸战略,去年砸下七亿元,今年的头五个月的广告预算已经超过了六亿元,一举成为中国第一广告大户。哈药的知名度和销售额也急剧上升,在它的示范效应下,各地的国有药厂、电器厂也纷纷打起了广告战,央视和各地方媒体的广告收入大幅度攀升,大家都乐得合不拢嘴巴。
广告限额令一下,企业顿时乱作一团不说,媒体方面更是怨声载道。工商局只好再做补充条款,宣布制药、食品、日化和家电企业这些最有广告投放冲动的行业可以把广告投放比例提高到百分之八。
但是就算是百分之八,那也没有多少钱。依然满足不了想要通过广告来获得疗效的制药商们的野心,也满足不了其他企业想要快速进入本行业市场的要求。很快,这条限额令就再也没有人去提了。
比广告限额更荒唐的政策当然还有,为了防止国有药店互相竞争抢生意,一些地方的药监部门专门出台了一项政策,规定500米范围内不准开设第二家零售药店,北京大学又为教授哭笑不得地提问说,政府怎么保证得了500米以上就是合理布局?它就是50米内开5家店,是赚是赔自有药店经营者自己担受后果,何须要政府劳神呢?
尽管他的设问很有力,不过还是有人提出了反诘,说如果那些国有药店亏损了,还不是要政府来给它们擦屁股?
这两个问题,又把延续了二十多年的矛盾扯到了体制上。
药监部门的这种监管思路看上去很可笑,然而,其内在的逻辑却十分清晰,那就是要防止垄断或半垄断行业内,国有企业之间的互相砍杀,对管制者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竞争的结果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最优的状态当然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发生在航空业的故事就很有典型性,自九十年代以来,各地建航空公司的热情大涨,先后冒出来大大小小三十多家国有航空公司,成为全球航空公司数目最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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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各航空公司为了抢生意把明折变成暗折。渐渐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民航总局三令五申却挡不住商业规律的步伐,到今年前两个月,全行业又报出二十多亿元的亏损。
就在国有航空公司内战不止的同时,一些民营业主已经悄悄进来了。上海的春秋国旅是一家从事旅游业务的私人公司,从一九九四年起它就进入了这个行业,飞行员出身的董事长从一九九七年开始进入航空包机业务,他依仗自己有旅行团的业务资源,大胆包下一些中小航空公司的飞机,其票价当然大大低于同航线的国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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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中国电信实现收入两千两百九十五亿元,年度增长百分之二十五。有专家对电信的收费制度提出了疑问。根据当时电信收费的规定,消费者拨打电话,不足三分钟的都要按三分钟来交费,有人计算了一下,电信公司每年因此多收的费用高达两百六十多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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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教授们还专门做了一个测试,他们拨打了多次振铃但其实并未接通的长途电话,结果在电信局打印的长话明细单上都被收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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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自己当年的老师,电信局负责人给出的解释是,造成超短时收费,有可能是对方线路上有传真机、录音电话、服务器等。也可能对方手滑,电话刚拿起来就掉了,杭州电信肯定没有问题。
这样的对话当然是不欢而散,一位教授嘲讽说,我们这些人中有计算机专家、自动控制专家,也有通信系统专家,为什么学生给出的答案不是我们教给他们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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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都点了点头,事实上垄断的祸害是很大的,看上去似乎政府从中赚到了钱,但是这种赚钱不是由于具备了行业竞争力而造成的,而是以牺牲普通消费者也就是老百姓们的利益而换取的,这是很悲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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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想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就只有打破行业管制,让民间资本进入医疗、教育、通信、铁路、文化、娱乐乃至金融等领域。
“事实上,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原动力无不是打破行业垄断的制度改革,让人、财、物等各项生产要素在各个部门充分流动,最后才有今日的成就。”范无病对众人说道,“可就是在今年以来,我们观察到的迹象,不是行业开放度越来越高,而是行业准入门槛越来越高。很多行业不是民进国退,而是国进民退。比如像钢铁一些行业,为了追求所谓集中度,不惜靠行政手段打压民营资本,靠拉郎配的行政手法来进行企业组合。各大部委也乐于搞所谓产业组合,以产业升级名义行干预市场之实。经济系统的资源配置效率实际上有所后退。”
见众人听得都很认真,范无病就加重了语气说道,“不开放行业准入门槛,不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不打破政府行业垄断,中国经济是没有前途的!不过这些改起来,得罪的人太多,不如先烧钱刺激经济更便利一些,反正现在我们储蓄率高,有钱可烧,制度改革都是长期的事情,而在这长期里面,我们这些人早就都死掉了!”
众人顿时都哄然大笑,纷纷说范总说的话固然是听起来很有道理的,不过危言耸听的本事也是一流,蛊惑人心的本事更高,若是去当个邪教教主的话,估计要比圈圈功什么的教主更难对付,至于什么日本的麻原札幌什么的,那就是渣了。
事实上,范无病认为,经济学中垄断只是产权经营中的一种选择,它与政治中的垄断,也就是使用暴力政治手段消除竞争者,是不一样的。
在没有行政干预的情况下,垄断只是产权经营的一种选择,不一定是好的选择,也不一定是坏的选择,也就是一种合法的选择而已,比如说像微软的垄断,完全就是市场的选择,事实上没有第二家公司可以与之竞争。
而行政干预下的垄断,就像是国内的电信或者航空业的垄断,实际上就是利用行政投入的成本,向消费者供应价高质次的产品或服务,而且这种行政成本还是纳税人自已负担的,对于特权就是产权的利益者来说,这是再理想不过了。
也就是说,虽然现在的垄断可以让国企苟延残喘,但是他所损害的,却是全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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